“兩型社會”建設背景下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研究.pdf

1、新一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后，集體林地劃分細碎、林地資源浪費嚴重、森林生態(tài)依然脆弱。要解決集體林地資源利用低效和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眼務功能不強的問題，需要從制度層面上進一步解決制約集體林發(fā)展的因素。集體林權流轉是實現集體森林資源有效配置的重要途徑，也是切實保障和實現林農權益的客觀要求。如何完善集體林權流轉制度，使森林資源發(fā)揮應有的經濟、社會和生態(tài)價值是擺在黨和國家決策者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也是擺在學者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本文將集體

2、林權流轉制度研究置于“資源節(jié)約型、環(huán)境友好型”社會建設背景下，從厘定集體林權流轉的具體內涵著手，在考察集體林權流轉的理論基礎和制度變遷的基礎上，準確全面地分析我國集體林權流轉實踐中所存在的現實問題及其制度原因，最后運用多學科理論和方法，借鑒國外林權流轉制度的立法經驗，創(chuàng)新設計出促進和規(guī)范我國集體林權流轉的一些具體制度。
　　 全文由緒論、結語和五章正文共七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緒論介紹了本研究的目的及意義、研究現狀、

3、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創(chuàng)新等內容。
　　 第二部分是“兩型社會”建設對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的時代要求。該部分首先分析了“兩型社會”建設的時代背景與科學內涵，然后分析了集體林權流轉的基本內涵與理論基礎，最后分析了“兩型社會”建設與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的關系?；居^點有：“兩型社會”建設是黨和政府在國內資源環(huán)境狀況堪憂與國際資源環(huán)境戰(zhàn)略挑戰(zhàn)的雙重壓力下做出的戰(zhàn)略選擇，其整體目標或終極目標是實現經濟、社會與環(huán)境的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其實現路徑

4、主要包括培育“兩型理念”、創(chuàng)新“兩型技術”和構建“兩型制度”等三個方面；集體林權流轉的涵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集體林權流轉是指集體森林資源的權屬變動，狹義的集體林權流轉是指在不改變林地所有權及林地用途的前提下，林權權利人將其擁有的森林資源物權，依法轉移給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行為；集體林權流轉的法律屬性為森林資源物權變動；自然資源物權理論和環(huán)境資源價值理論能夠為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的構建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兩型社會”建設為集體林權

5、流轉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動力支持，完善的集體林權流轉制度是“兩型社會”建設的重要制度保障。
　　 第三部分是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的現狀評析。該部分首先對我國集體林權流轉制度進行了歷史考察，然后對我國現行集體林權流轉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進行了梳理，最后對集體林權流轉實踐的成效與問題進行了分析。主要觀點有：政策推動是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發(fā)展的直接動力；促進和規(guī)范集體林權流轉是提升林業(yè)生產力和林地利用率的客觀要求和必然趨勢；沒有一部關于集體林權流轉制度

6、的專門性的國家法律法規(guī)，法律層級較低的現實不利于集體林權流轉行為的有序進行；地方性立法對于林權流轉中需要解決的許多問題沒有涉及，各地之間的法規(guī)差異易于產生區(qū)際沖突；集體林權流轉實踐在取得明顯成效同時，也正面臨著“不愿意流轉、不方便流轉和不規(guī)范流轉”的三重困境；立法價值取向偏差、部分立法內容沖突、法律規(guī)制體系殘缺、流轉監(jiān)管制度缺陷等因素造成的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的激勵性、服務性和規(guī)范性不夠是導致集體林權流轉困境產生的制度原因。
　　

7、第四部分是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的價值取向。該部分在對法律價值與體系的一般理論進行探討的基礎上，對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的價值涵義、價值關系和價值屬性進行了分析，最后對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的價值體系的構建進行了思考。主要觀點有：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的價值是集體林權流轉制度在調整集體林權流轉法律關系時所呈現出來的積極意義或者效用；作為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的價值主體的人既是具體的人，也是抽象意義上的人，這種“人”，不是個別人，而是人類的全體，既包括當代人，也包括未

8、來世代的人；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的價值客體是集體林權流轉制度本身，即調整集體林權流轉行為的法律法規(guī)和其他規(guī)范性文件；人與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發(fā)生主客體關系，是集體林權流轉制度價值產生的條件；主觀性與客觀性；目的性與工具性、社會性與自然性的統(tǒng)一是集體林權流轉制度價值的基本屬性、從目標性價值、手段性價值和基礎性價值三個層次來考量，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的價值追求應是包括生態(tài)和諧、生態(tài)效率和生態(tài)安全在內的一個完整的價值體系。
　　 第五部分是集體林

9、權流轉制度的立法模式。該部分在對立法模式的一般理論進行探討的基礎上，重點分析了管理性立法與促進型立法兩種立法模式的聯系與區(qū)別，并指出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的立法應該實現由管理型立法向促進型立法的模式變革。主要觀點有：立法模式主要是解決與國家立法有關的方式問題，具有歷史性、發(fā)展性與可選擇性的基本特征；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對立法模式進行不同的分類，其中以立法目的為標準，可以將立法模式分為管理型立法與促進型立法；促進型立法是相對于傳統(tǒng)的管理型立法而言

10、的，它是一種不同于管理型立法，又與管理型立法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的新型立法模式，主要是為促進某項事業(yè)發(fā)展或某種社會秩序形成提供制度保障；我國現行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的立法具有典型的管理型立法模式的特征；管理型立法的制度設計對林權流轉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集體林權的權能殘缺，阻礙了集體林權的順暢流轉，還易于造成立法與執(zhí)法的脫節(jié)和司法權威的喪失；借鑒國外林權流轉立法經驗，我國集體林權流轉制度立法需要重構政府和社會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積極促進立

11、法模式從管理型立法向促進型立法的轉變。
　　 第六部分是促進和規(guī)范集體林權流轉的制度設計。該部分從集體林權流轉的制度前提、基本制度和配套制度三個方面分三節(jié)論述。主要觀點是：集體林地權屬制度是集體林權流轉的制度前提；針對當前多主體爭奪集體林地所有權行使代表身份，一塊林地上的多種使用權關系不清，集體林地使用權與行政管理權沖突等林地權屬問題，需要制定專項立法，增強集體林地權屬立法的科學性，廓清權屬體系，保障集體林地資源的多功能使用，明